州来为什么不是凤台？
州来、下蔡、寿春有什么渊源？
沈国冰
一、州来方国的建立与都邑州来城，淮夷南迁的文明印记
1.莱夷南迁：州来方国的起源与建立
当西周初年的战鼓响彻山东半岛，一支原居于山东地区的莱人部落被迫踏上了南迁的征途。
莱夷，这支隶属于东夷集团重要组成部分的族群，很早就建立了莱国。
因周王室东征夷族的军事压力，莱夷中的一支莱人，携带着先进的小麦种植技术与制陶工艺，跨越泗水、沂蒙山系，最终在淮水中游的沃土上重筑家园。他们与当地部族深度融合，在商周交替之际，于淮水中游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州来方国。
州来国的建立标志着淮夷文化南迁的重要节点。
考古学显示，这支南迁的莱夷不仅带来黄河流域的农耕技术，还融合了淮河流域土著的渔猎传统，形成独特的复合经济形态。
州来国的疆域以今安徽省淮南市为核心，北跨淮河延伸至淮南市凤台县，西抵淮南市寿县，东达淮南市东部一带，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在这片土地上，莱夷与淮河流域土著共同培育出兼具旱作与稻作特征的农业文明，使州来成为淮夷文化圈中经济最发达的方国之一。
学界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南迁的莱夷与淮河流域的土著融合为一体，成为淮夷族群。也就是说，淮夷包括两部分，淮河流域的土著先民，从山东地区南迁的东夷（含莱夷）。
2.星野与族徽：“州来”名称的文化密码
“州来”之名蕴含深厚的天文与族群密码。
从语源学考辨，“州”通“寿”，指向寿星分野的山东故地——古代天文分野理论中，寿星星空对应鲁西南至胶东半岛地域，正是莱夷祖居之地。“来”即“莱”，直指其莱人族属标识。如此看来，“州来”即等同于“州莱”“寿莱”“寿来”。
这一命名方式，既寄托着移民对故土的星象记忆，也彰显了族群身份的顽强延续。从这个涵义来看，为我们今天溯源和考证“寿春”的源起和蕴意，特别是“寿”字的源出及其蕴意，都提供了较为合理和接近历史事实的证据支撑。
更深层的文化融合体现在物质遗存中。与州来同属淮夷文化圈的钟离国墓葬（安徽省蚌埠市双墩墓）出土的陶器群显示：既有山东岳石文化典型素面鬲，又有江淮特色的刻槽盆，印证了夷夏技术的交融创新。州来虽尚未发现同等规模墓葬，但在邻近的六安众德寺遗址中，二里岗下层陶器已出现商式绳纹鬲与夷素面陶共存现象，揭示出商夷文化在淮河南岸的碰撞轨迹。“州来”之名，遂成为铭刻在江淮大地上的文化基因碑。
3.淮淝锁钥：州来城的战略地理与建置
州来城为州来方国的都城（都邑）。州来城的确立，彰显了先民对地理格局的深刻把握。其坐标锁定于北纬32°33′至33°之间，东经116°21′至116°56′之间，正处于淮水与淝水交汇的黄金三角地带。清代方志学家萧景云实地踏勘后记载：“城南北一里余，东西一里余，周径三里余”，虽规模有限，却巧妙利用自然水系构建防御体系——以淮水为东濠，菱角湖为西南濠，形成“一城据津，三面环水”的天然堡垒。
州来城的选址蕴含着莱夷先民高超的生存智慧：
农耕基础：北岸冲积平原有利于小麦种植，南岸丘陵适宜粟作，实现作物多元互补。
交通控制：扼守淮水中游航道，西通汝颍，成为江淮物资集散的交通枢纽。
军事屏障：八公山（西汉之前名为楚山）余脉拱卫西北，淮淝二水构成水上津要。
正是这种“襟江带淮”“拥山抱湖”的地理优势，使其在春秋争霸时代成为大国博弈和争夺的焦点要地。
4.吴钩楚戟：争霸漩涡中的州来命运
春秋中期，楚国吞并“江汉诸姬”后东扩，与崛起的吴国形成战略对冲。州来因地处吴楚交界，从默默无闻的小邦骤然沦为战略缓冲区。公元前584年，《左传·成公七年》首载“吴入州来”，拉开长达半个世纪的拉锯战序幕。此后九十余年间，州来疆域“朝为楚域，暮属吴土”，其国民身份在楚吴间反复切换，成为大国争霸的悲情注脚。
制表：沈国冰
州来城池的修筑与易手，标记着权力更迭的关键节点：
其中公元前538年楚将然丹的筑城工程尤具转折意义。针对吴国战车战术，楚人在夯土城墙外加筑楔形马面，拓宽护城河引淮水灌注，使州来城从简易方国都邑升级为军事要塞。
然而六年后（前529年），吴军仍破城而入，终结州来方国独立地位，将其封予“让国先贤”季札。这位吴国公子兼领延陵与州来封地，故号“延州来季子”，标志着州来从独立方国蜕变为吴国边邑。
5.结语：淮夷文明的时空载体
当季札的旌旗飘扬在州来城头，这个始于莱夷南迁的方国走完了独立发展的历程。州来城作为莱夷南迁的文明结晶，其兴衰浓缩了先秦边缘族群的生存智慧：它既是地理空间的战略选择——淮淝交汇处筑城控扼东西；又是文化融合的鲜活见证——莱夷农技与淮夷渔猎共生演进；更是政治博弈的时空载体——从小邦自立到大国附庸的命运轨迹。
今天，当我们凝视寿春城遗址的夯土层，或可想象三千年前莱夷先民垒筑州来城墙的身影。那些深埋地下的岳石风格陶片、碳化的小麦颗粒，仍在无声讲述着一个族群跨越山河重建家园的遥远而励志传奇。
州来虽逝，但其名号在后世“下蔡”“寿春”的沿革中接续传递。正如淮水汤汤，承载着文明迁徙与融合奔腾向前的不竭力量。
二、蔡昭侯迁都州来，改州来为下蔡，以下蔡为都历五君四十七年
公元前493年冬，凛冽的朔风席卷淮北平原，一支疲惫而沉默的队伍正艰难地向东南移动。
蔡昭侯端坐车驾之中，目光凝重地回望故土方向——新蔡城郭在视野中逐渐模糊。他心中郁结着难以言说的屈辱：三年前在楚国郢都的朝堂之上，楚昭王为索取佩玉与裘服，竟将他无理扣押三年。如今归国未久，楚国的报复又如影随形。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东南方崛起的吴国伸出了援手。在吴军精锐的护送下，蔡国举国踏上了东迁之路。这场看似被迫的迁徙，实则是吴王夫差在广袤的中原棋盘上，精心落下的一枚战略棋子。
吴国对蔡国的扶持绝非一时义举。当吴师护送蔡人抵达州来时，一幅宏大的战略图景豁然展开：州来位于淮水中游，恰如楔子般嵌入楚国东方腹地。吴国意图在此打造一个坚固的亲吴堡垒，使蔡国成为抵御楚国东进的屏障，同时从侧翼威胁楚都郢。蔡昭侯将新都定名下蔡，既区别于故都上蔡和旧都新蔡，更暗喻着这个在吴国羽翼下重生的政权全新的政治坐标。
下蔡城虽沿用了州来古城的基础格局，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使命。现代考古的发现，如精密的手术刀般，层层剖开了这座古城的核心秘密。1958至1959年间，淮南市八公山区赵家孤堆出土了两座气势恢宏的贵族墓葬。其中出土的错金青铜剑上，铭文“蔡侯产”三字清晰可见——这正是蔡声侯（名产）的安息之所。1982年，在相距不远的寿县史家圩子遗址，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方壶破土而出。其形制纹饰与新蔡蔡侯墓所出器物如出一辙，强烈暗示着史家圩子、邱家花园一带极可能是下蔡宫殿区的核心所在。这些沉默的青铜重器，无声地勾勒出当年下蔡作为吴楚争锋前沿指挥中枢的轮廓。
蔡国在此虽仅存续四十七载，却历经五代君主更迭，每代皆在历史的惊涛中挣扎求生：
蔡昭侯：作为迁都的决策者与奠基人，他亲手开启了下蔡时代，却因迁都激化了国内矛盾，仅三年后便在反对派贵族的刺杀中殒命（《左传·哀公四年》）。
蔡成侯：其统治时期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题——其墓葬竟位于远离下蔡的（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九里墩。这一反常现象或许暗示着蔡国内部亲楚与亲吴势力的激烈博弈，抑或与吴国关系曾出现微妙裂痕。
蔡声侯与蔡元侯：赵家孤堆相邻的两座大墓，如同时光胶囊封存了这两位蔡侯的归宿，诉说着下蔡作为国都的最后荣光。蔡声侯墓中象征王权的错金铭文剑，是蔡国主权在下蔡时期最坚硬的物证。
蔡侯齐：作为末代国君，当楚国大军压境，他唯有率领残部仓皇南逃，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黯然消逝。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的利剑最终斩断了下蔡政权的命脉。楚灭蔡国，标志着这个在吴国战略棋盘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棋子被彻底抹去。然而，“下蔡”之名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超越了其作为蔡国国都的短暂政治使命。
战国中期（公元前323年）的珍贵文物“鄂君启节”上，“下蔡”之名赫然在列于楚国庞大的水陆商路网络之中，证实其已转型为楚国控制下淮河中游的重要商业枢纽与税关。
秦统一六国后，设下蔡县；汉承秦制，其行政地位延续千年。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它才被降格为镇，但“下蔡”作为一个承载厚重历史记忆的地名符号，顽强地存续于方志典籍与百姓口口相传之中。
下蔡的兴衰，是蔡国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悲壮东迁，更是吴楚争霸宏大叙事中惊心动魄的一章。吴国以高超的战略眼光，在楚国东翼植入蔡国这颗钉子，试图改变江淮力量对比。而楚国最终拔除这颗钉子，则彰显了其深厚的底蕴与强大的恢复力。
当蔡国被楚国吞灭，蔡国故地也被纳入楚国疆域版图，下蔡从国都蜕变为商镇、县治，其名称的顽强延续，印证了地理枢纽价值的永恒性。
下蔡古城虽早已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下，但蔡侯墓中寒光凛冽的错金铭文剑与商旅云集的鄂君启节，仍在无声暗喻着这片土地上曾经上演的合纵连横与金戈铁马。
下蔡，不仅是蔡国最后四十七年岁月的记录和见证，更是春秋战国波谲云诡、生死搏杀的大棋局上，一枚被无情挪移却又刻下深深印记的关键棋子。
三、寿春的得名与升华，从封邑到王都的跃进
“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公元前241年，随着秦军东进的铁蹄迫近，楚考烈王接受春申君黄歇的建议，将都城迁至淮水之滨的寿春。这道载入《史记》的诏令，使“寿春”之名首次以国都身份闪耀于历史长卷。然而这座承载楚国最后十八年国运的城池，其地名的渊源却深植于更悠久的层累记忆之中，成为一部解码江淮文明基因的秘钥。
1.地名溯源：六说鼎立与复合生成
寿春之名早在楚迁都前已存在，其由来在学界引发持续争鸣，形成四种主要学说：
“为春申君寿”说。《寿县志》明确记载：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赐春申君黄歇淮北十二县食邑，“始得名为寿春”，取“寿”（长久吉祥）与“春”（春申君）组合，含祝福封君之意。此说因情感色彩浓厚而广为流传，但缺乏先秦文献佐证。
“为考烈王寿”说。春申君黄歇主动请封江东，把自己的封地淮北地十二县（含寿春县）献出来，作为礼物，为考烈王祝寿，寓意考烈王青春永驻、万寿无疆。此说，亦无文献佐证支撑。
“徙都命名”说。学界有学者通过统计战国151位封君名号，发现仅1.32%无法确定为地名，据此推测“春申”本是封邑原名。楚徙都后，为祈愿国运长久而更名“寿春”，隐含“春申永寿”之意。此说逻辑严密，却尚未获出土铭文实证。
“州来演变”说。学界有学者从古音学切入，考证“州”“寿”上古音相通（如《史记》中晋厉公名“州蒲”亦作“寿曼”）；“春”通“屯”有“驻守”义。因而“寿春”实为“州来屯守”的音义转化。该说以音韵训诂为基，可信度较高。
“椿树长寿”说。明代《寿州志》载当地多椿树，结合《列子》大椿“八千岁为春”典故，认为“春”乃“椿”的省写。此说虽有诗意，却无早期文献或植物考古支持。
“复合来源”说。“寿”承袭古州来国名（“州”“寿”古音通），标记周初莱人南迁淮河流域、建立“寿莱”（州来）方国的族群记忆；“春”取自春申君封号，铭刻公元前262年黄歇受封淮北的政治烙印。这种命名既延续了地域文脉，又彰显了现实权威，体现地名作为文化层累标本的特性。
上述六种寿春之名来源说，在学界各有支撑。总体来看，“复合来源”说最贴近历史真实，在学界的认同度最高。
不过，学界对于“春申君黄歇改下蔡为寿春”，作为淮北十二县（含申县、下蔡县。楚国灭申国后设置申县，灭蔡国后设置下蔡县）封地的治所，持高度认同。
制表：沈国冰
2.王都基石：州来故地的千年积淀
寿春的崛起绝非偶然，其根基早在楚徙都前已历千年培育：
水利基因：春秋时楚令尹孙叔敖筑芍陂（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境内安丰塘），形成“纳川吐流，灌田万顷”的水利系统，奠定农业经济基础。
城邑雏形：州来国故城及蔡国迁都后的宫室建筑，构成城池核心区。
商贸传统：战国中期《鄂君启节》铭文显示，“下蔡”（寿春前身）已是江淮商贸枢纽，商队经此往来楚吴。
楚人接手时，此地早非荒芜边邑，而是融合淮夷莱人农耕文明、蔡国城邦建制、楚吴贸易网络的成熟区域中心。
3.都城升华：楚徙都后的鼎盛格局
公元前241年，寿春迎来历史性蜕变。经考古勘测，楚都寿春城“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东抵东津渡，西达寿西湖，南至十里头，北接八公山，规模远超后世宋筑寿县城。其城建智慧令人惊叹：
军事防御：多重城垣配合水门系统，利用淮河、淝水构筑天堑。
政治中枢：1985年柏家台遗址发现3000平方米战国宫殿基址，被确认为楚王宫遗存。
财富象征：1979年后三次出土楚国金币重达25公斤，印证“郢爰”金饼随贵族迁都而涌入的史实。
楚国在此虽仅存十八载，却以举国之力将寿春推至鼎盛。
4.层累地名的文明标本
寿春之名，始于“州来”的古老回响与“春申”的政治烙印；其城之盛，成于淮夷稻作、蔡邦营城、楚人徙都的三重积淀。
从封邑到王都的嬗变，映射了江淮大地对多元文化的熔铸能力——楚人东迁时携带的郢都宫廷礼器、鄂君商队符节、贵族墓葬制度，与本地芍陂稻浪、下蔡市井交融共生。
两千余年流转，寿春之名如DNA双螺旋般缠绕着“寿”（地理基因）与“春”（人文烙印），在层累中成就了一座城市的永恒升华。其名其城，早已超越砖石疆界，化作华夏文明在淮河畔浇筑的一座精神鼎彝。
四、凤台与州来故城，历史地理的误读与澄清
在历史地理研究的漫长河流中，某些结论一旦形成便如磐石般稳固，代代相传，罕遭质疑。
关于蔡国最后的都城州来的确切位置，“凤台说”便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定论”。
《汉书·地理志》率先将州来定位于淮水以北的凤台县境。此论在明清方志中得以固化，《嘉靖寿州志》明确记载：“下蔡城，（寿）州北三十里古州来也”。及至当代权威巨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下蔡（州来）标注于今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境内，为这一“传统观点”注入了强大的学术权威。
“凤台说”看似逻辑自洽。然而，当沉睡于地下的考古实证被唤醒，当历史逻辑被置于战略地缘的显微镜下，这条看似完美的逻辑链条开始显露出难以弥合的裂痕和矛盾。
1.礼制的证词：墓葬与遗址的悖论
周代礼制森严，“墓而不坟”是基本准则，贵族墓地必择于城外。若州来城果真在淮河以北的今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城，则其南面即为滔滔淮河，天然构成地理屏障。然而史实是，目前已知的蔡国最后两代重要国君——蔡昭侯与蔡声侯——长眠之地皆在淮水之南：蔡昭侯墓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城西门附近，蔡声侯墓则在今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的蔡家岗。此两地与凤台县城直线距离超过三十公里，且被淮河与连绵八公山阻隔。试问，蔡国君主何以要穿越如此险峻的地理障碍，将最终归宿定于远离国都的“异域”？这明显违背了“葬于城外”的周礼与安全守护祖先陵寝的常理。
2.有形的物证：遗址考古的证据支撑
凤台县境内虽经多年考古探寻，却始终未能发现任何春秋城址或具有显著规模的蔡国文化遗存，都城痕迹杳然。反观淮南寿县一带，邱家花园出土的战国“大府”铭文铜牛，昭示着此处曾为王室重地；鄂君启节这一重要商业通行凭证亦于此现身；史家圩子所出春秋铜方壶，其风格形制与蔡侯墓出土器物如出一辙。考古遗存的分布图景清晰指向淮河以南的寿县，而非淮河以北的凤台县。
3.战略的困境：避楚依吴的悖论
蔡国迁都州来，其根本动因是避楚国锋芒、依吴国为援。《左传》明确记载此为吴国主导的迁国行动。审视当时淮河流域战略格局：淮北地区已为楚国势力所深入掌控，而淮南地区方是吴国能够施加有效影响的区域。若蔡国将新都建于淮北凤台，无异于自投罗网，将国都置于强楚的卧榻之侧。这种“避楚”却主动深入楚地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最基本的政治与军事逻辑。唯有将州来定位于吴国势力可及的淮南，蔡国方能获得实际的安全依托，其“依吴”方略也才具有现实操作性。将州来置于淮北凤台，无异于在战略上自缚手脚，既不可能，也不可行。
4.误读的根源：地名迁徙与政区变迁的迷踪
何以“凤台说”能够延续？其根本症结在于混淆了不同历史时期“地名”所指代的具体地理实体与不断变化的行政建制。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析寿州东北境设立凤台县。更为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凤台县治所迁至原“下蔡镇”。这一行政中心的迁移，直接导致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下蔡”地名被“凤台”之名所覆盖和替代。后人回溯历史时，极易将清代以后“凤台县下蔡镇”的地理位置，与先秦时期“州来城”（蔡都下蔡）的地理位置简单等同。
《左传》所载吴国“取州来淮北之田”这一关键信息，恰恰为州来的主体位置提供了有力旁证：既然特别强调夺取的是“淮北之田”，则反证了州来城邑本身的主体是在淮水以南，其农田范围方延伸至淮北。州来作为城邑主体在淮南，与下蔡县辖区包含淮北，本是不同层面的概念，却被后世地名迁移所模糊。
5.澄清与启示：打破对传统结论的盲目因袭
综览考古实物无言却有力的分布证据、结合蔡国迁都“避楚依吴”战略的现实逻辑、再剖析地名随政区变迁而移位的复杂历史，结论已趋明朗：传统“凤台说”所认定的州来故城位置存在显著误读。蔡国最后都城州来（下蔡）古城的核心城邑，应位于淮河以南的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而非淮河以北的凤台县。
这一历史地理公案的澄清，其意义远超一地一城的定位本身。
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将文献的深度解读、考古材料的系统运用与对政区沿革、地名变迁规律的深刻洞察紧密结合。尤其对于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老地名，我们更需警惕其空间位置在时间长河中可能发生的“漂移”。唯有打破对传统结论的盲目因袭，以多重证据细致辨析，方能在历史的迷雾中，还原地理的真相，让沉寂的故城重新找到它在时空坐标上应有的位置。
当文献的墨迹与深埋土层中的遗存彼此应和，历史问题才得以显露出它最本真的轮廓。而误读，也必然会得到澄清和纠正。
所以，在武王墩遗址考古日益兴盛，淮南楚文化挖掘研究风生水起之时，“蔡国最后的都城下蔡，不是凤台，而是寿县”，作为一个重大学术事项，在学界应当得到非常明确的界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很显然，探讨和界定蔡国最后都城下蔡（州来）古城的历史地理位置（古城遗址）归属，只是围绕这一个具体历史问题进行的学术争鸣，并不是要质疑或者否定凤台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既定属性。
五、州来—下蔡—寿春实为一体，历史的时空叠印
漫步于寿春城遗址的沧桑轮廓之下，足底仿佛能够触碰到莱夷先民筑建州来古城所打下的基桩，更能感知到蔡国先民重构下蔡城深埋的础石，还能感知楚国先民扩建寿春城的城壕。
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奔腾东流的淮水，都曾目睹过州来、下蔡、寿春的先民，在金色麦浪中的躬耕的背影。自西周州来方国肇始，至春秋下蔡都城鼎立，终至战国寿春楚郢峥嵘，这片土地的名称更迭如舟行过水，然而承载文明的河床却始终如一地锁定在淮河与淝水交汇的枢纽地带。每一次名称的置换，都是江淮大地在历史激流中一次深刻的文化层累与命运转进。
1.地理空间的不移枢纽：淮淝锁钥的永恒价值
这片土地的战略核心价值，穿越数千年时空始终坚如磐石——淮河与淝水的交汇点，是掌控南北的锁钥。初生的州来方国，其都城便深谙“以淮水为濠”的天然屏障之利，将生存的根基牢牢系于这奔腾的动脉之畔。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春秋末年，蔡国为避强楚之锋，在吴国扶持下举国迁此（《左传·哀公元年》），营建下蔡都城。他们不仅继承了州来“以淮为濠”的格局智慧，更强化其防御体系，使下蔡成为吴国插在楚地北境的一柄利刃，所谓“吴以蔡为藩篱，楚不能争”。及至战国晚期，楚国为避强秦锋芒，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决然迁都于此，命名“郢”，是为寿春。此时的城池格局在承袭前代基础上空前拓展，“并肥水而北，至东津渡”，形成庞大体系。今日寿县城池与八公山的地理关系，正是解读古代淮防战略的一把活态钥匙——其格局本身，就是一部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地理学。
2.政治地位的阶梯跃升：从方国壁垒到王权中枢
这片土地政治地位的攀升，如一部跌宕的江淮史诗，每一章节都呼应着区域权力格局的剧烈重组。州来，作为西周分封的小型方国，其政治角色尚显微弱。真正改变其命运的，是春秋后期吴楚争霸的疾风骤雨。吴国为制衡楚国，于公元前493年助蔡国迁都州来故地，更名下蔡。下蔡由此被赋予全新的战略价值，成为吴国楔入楚地北境的前沿堡垒，《史记·管蔡世家》所载“蔡迁于州来”，实为强权博弈下地缘政治价值剧升的明证。
历史演进至战国末叶，秦国的东进铁蹄日益迫近。面对“秦复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的危局（《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审时度势，将最后的国都选定于寿春，并郑重命之曰“郢”。这一命名绝非随意之举，而是楚国将此地视为宗庙社稷所系新都的庄严宣示——它接续了楚文化核心“郢都”的神圣符号，是楚国对其地缘政治价值与承载王权能力的最高认可。从小邦州来，到要塞下蔡，终至王都寿春，这片土地的政治地位在每一次权力洗牌中实现惊人的升华，其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区域权力嬗变史。
3.文化记忆的沃土深耕：层累的文明薪火传续
这片土地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多元文化在此播种、交融、沉淀的沃土。州来时期，早期淮夷部族（如莱人）在此开创了深厚的农耕基业，使淮畔沃野成为孕育文明的摇篮。下蔡时代，随蔡国贵族而来的中原宗庙礼器、周代典章制度，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华夏礼乐的基因，青铜编钟的余音仿佛仍在古城地下回荡。
至楚都寿春，其文化气象达于鼎盛。楚人带来的恢弘都市文明与浪漫艺术气质，与此前积淀的农耕底蕴、礼乐传统在此激荡融合，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奇观。最为璀璨的是，秦废汉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此主持编纂的《淮南子》，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宏大气魄与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正是寿春作为文化熔炉所具无与伦比包容性的最辉煌结晶——诸子百家的智慧在此如百川归海。
当我们俯身触摸寿春古城墙厚重的夯土，那沉默的基底深处，是蔡国宫殿的础石，是州来人磨亮的农具，更是楚郢巍峨宫观的残影。州来、下蔡、寿春，三个名字如三重光影叠印于同一方水土，每一次易名都非旧章的抹除，而是江淮文明在冲突的熔炉中淬炼、在融合的春风里生长所留下的年轮。
这片土地以它无声的坚韧向我们昭示：真正的文明生命力恰如淮水，纵使河道几经迁变，名称数度更迭，那滋养万物的深流从未止息。辨明州来—下蔡—寿春的渊源脉络，不仅是为古老地名正本清源，更是为揭示一种深刻的历史精神——那植根于冲突与包容沃土中、在大地上绵延至今的顽强生机。
它告诉我们，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唯有在文化层累的基岩之上不断融合生长，文明之薪火方能穿越时空的洪流，照彻无数暗夜，传承至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的手中，生生不息。
（郑重声明：《州来为什么不是凤台？州来、下蔡、寿春有什么渊源？》系淮南市楚文化研究重点课题，其中的很多观点、提法和成果，为该文作者首提、原创，已进行版权注册登记。如引用，请注明来源、出处。侵权必究。）
摄影 李严 苏国义 鲁晓聃 魏振华等
部分图片来源于安徽文旅、安徽博物院等
责编 童飞飞
初审 孙继奎
二审 迟海波
三审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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